我的作文观（一）

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和一个孩子写作文在道理上没什么两样，天下文章一个理，所以我就把我的一些想法结合现在的中小学作文教学，来发表我对作文的一些看法。

学校是用来干什么的？学校是用来培养人的，培养完人，即完善的人，完美的人，完整的人。那么这个完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看你能不能写一手文章，最好是写的一手好文章，所以我无数次地对孩子们讲，你日后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从政也好，从商也好，从军也好，你都必须知道，能够写一手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中国也是一个文章大国，中国的文章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老师们都知道，过去提拔人才就是让你写文章，文章写得好，你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新的语文教材里，特别强调语文与写作之关系。

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是生活无处不在。一提到孩子的作文写不好，我们往往会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还小，没有什么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分析原因，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顾虑，明确和肯定地对孩子说，绝对不要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而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那你就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在生活之中么？我曾经对孩子们讲，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残酷的问题，你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少年，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一百一十年？你就是能活一百一十年，也想想你现在多大了。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已经走完人生的九分之一、八分之一了，这个时间不短了。不要小看你才八九岁，十几岁，已经不小了。你看到的、听到的、吃到的其实已经很多很多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很富有的人了，我对那些孩子们讲：“孩子啊，你知道你的财富已经多到什么程度了么？已经多到足以对付你们老师各种各样的作文题目了。”孩子的作文一旦写不好，我们就会想到可能是因为孩子还小，没有什么生活，没有什么好写的。这种看法只有中国人才有，形成这样看法的源头来自于我们数十年间建立起来的不可靠的写作源泉观，这样的源泉观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作文写作观。作文教学里头的许多不可靠的观点，都来自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绝不单单是小学的事，中学的事。它是一整个中国的观念，是中小学作文教学里头的一个影子，一个体现。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愚蠢的思想：就是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了。这种糟糕的理论搞得人心惶惶，一个个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时候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些理论。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的形象，是身穿一套灰色的或者蓝色的衣服，封衣扣系的很紧，手里提一个方形的塑料小包，在这个塑料包的袋子上栓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干什么？到工厂去、农村去、军队去体验生活。因为他们被断定没有生活，必须到生活里头去，所以那个时候的作家是一个非常傻的形象。可是，他们在生活的汪洋大海中沉浸了一年又一年，又为我们写出了什么呢？现在回头看中国的当代文学史，那个时代中国的作家就没有给我们中国留下多么值得看的文学作品。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一个广阔无垠的生活领域缩小到了一个很小的领域，他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里头撵了出去，到陌生的生活中去寻找所谓的创作灵感和素材，这是一种   的源泉观所导致的一种论调，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也许不为错，当然就这一点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将生活分为三六九等，一部分生活算是生活，而另外一部分生活就不算生活是极为不妥的。把工农兵以外的生活，贬为没有价值的生活，甚至干脆就不承认这些生活是毫无道理的，他将生活等级化了。这样的生活价值论是不公平的，是与民族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最糟糕的是，他将丰富无边的生活人为的隔离与缩小。钱钟书写《围城》，写的不是工人的生活，也不是农民的生活，当然也不是军人的生活，是大学那帮老师的生活，难道《围城》就没有意义么？我们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新生一入学，系主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些入校的学生当头一盆凉水，告诉他北大是不培养作家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没生活。因此，你失去了写作的源泉，也就失去了写作的合法性，你不能圆作家的梦想。每年都是这样一个教育，我们对历史的遗忘速度非常之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作家很多都在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等等。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大学任教，为什么他们照样能够写出东西来呢？在我的考证之下，北京大学在中国是首家创建了文学创作与研究方向，一个学生念完三年书，不需要写论文，只需要拿一部小说，他就可以拿到文学硕士学位。去年，我们又成立了创意写作硕士班，每一届要招二十多个人。

那个愚蠢的年代已久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老师、父母的大脑里头，并且不时地会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疑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3分之后，我们不会想自己给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或者另外的原因，往往首先想到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现在的生活更加简单，怎么能没有生活？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在讨论生活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的语文老师在怀疑这个孩子有没有生活的问题，大概只有中国。我在下面给孩子讲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抓住当时所发生的故事来告诉孩子们，你就在生活之中。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这个世界是运动的，那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故事，而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可以转化为我们写作文的材料。记得去年，在广东的一座小城做讲座，我来到了一所小学校。校长室在一楼，我做讲座的多功能厅在五楼，时间到了，校长就陪我去多功能厅。我们来到了电梯口，按了电梯，这个电梯就从上面下来了，可以到了3楼，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很长时间。迟迟地不下来。当时我就在想，可能有人要拿东西到电梯里头来，或者是有人要把东西从电梯里搬出去。那个校长大概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就对我说曹老师非常抱歉，最近我们学校的电梯出了一点毛病，它到了三楼就会长时间停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不要着急，过一会它就下来了。我们就在那儿等，电梯终于下来了。我们上了电梯，然后到了三楼它又停在了那儿，紧接着我就来到了给孩子们讲课的地方，我就讲到了这件事。我说就在几分钟之前，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对那些孩子们讲，我们能不能往前再走一步，把它编成一个故事，把他写成一篇作文呢？孩子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说可以编成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以写成各种各样的作文，如果让曹老师来写，我就有可能写成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电梯和三楼一个小女孩，他们有一个约定，所以它每到三楼的时候就会把它的门打开，等那个小女孩的出现，可是等了一次、一次又一次，它终于明白了，它再也不可能等到那个小女孩了。”我说，“曹老师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感人的凄美的故事。”

有一年，我去江苏一座小城做讲座，我说一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故事，就在这个时候故事就发生了，我去的那座小城有十几所学校，听说我到了，都希望我能够到他们的学校去讲一讲，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把十几所学校的孩子集中到一个特别大的操场上，那个场面比今天要大多了，有一万五千人。他们为我搭了一个高高的台子，我坐在台子上面往下面这么一看，当时我就在心里头感叹了一句：“哇，好大一片庄稼地啊！”然后我就开始讲课了，刚刚把这句话讲完，故事就发生了。天空飞来了一架飞机，而且这个飞机很奇怪，就在这个操场的上空低空盘旋。当时马达声非常响，我就不能在那个上面讲课了，我就只好坐在那个地方等它飞走，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学校的旁边是一个空军的军用机场，那天正好赶上他们军事训练。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张艺谋。我想，如果他今天在这儿，会立即把他的摄像机架起来，拍摄一个空前绝后的场面。一万五千张孩子的面孔全都冲着天空，那个飞机飞到哪儿，那一万五千张面孔就跟着齐刷刷地转到哪儿。看到如此场面，我又在心里头感叹了一句：“哇，好大一片葵花天啊！”等飞机终于飞走了，我就问孩子们：“曹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对不对，一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故事。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可以转化为我们写作文的材料。”

第二个话题，自身最重要、最宝贵的写作资源是自己。你给孩子讲了这番道理之后，他还是说不，确实觉得没什么好写的,那么他说的可能确实是实话。既然我们已经一口咬定了他有自己的生活，可是他又为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这是孩子自己觉得没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是孩子他不知道应该写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如此状况，这个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问题出在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与当家长的人的身上。在写作文这件事情上，中国的孩子缺少足够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和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城市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腐蚀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高尚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一所小学校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猜测的作文题，数目多达五十个。我仔细地看了一下，能够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也不过就是三四个。大量的题目，他的效果只能是促使孩子走出自己，走向陌生。这些题目的限制性极强，比如我们经常做的一个题目“我爱我的学校”。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怎么爱他当时所上的那个学校呢？你没有权利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爱你这个学校吧。他就不喜欢这个学校，他喜欢那个学校，那么你让他做这个题目，他要怎么做？那一年，北京市某区小学五年级作文统考，作文的题目竟然叫“敬我身边一个共产党员”。这个命题人完全是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个题目光翻白眼，因为他们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也许有但他不知道。他们知道有一个党叫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一位具体的共产党员。我认识的一位语文老师事后就跟我谈那天批改作文时看到的笑话。他说有一个孩子这样写的：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好像是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孩子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挂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了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这个事情是在十年前，十年后的今天路边的街头真有挂牌子的共产党员。那一年，我的小孩参加了中考。回来的时候问他写了什么？他把整个故事复述了一遍，全家人都笑了。他说：我的二姑夫是一个看水闸的。其实二姑夫根本不是看水闸的，他是一个城里的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那一年发了洪水，作为共产党员日夜奋斗在抗洪第一线，写了他很多感人的事情。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了”、“看水闸的来了”

所谓的深度与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写作文当然要讲立义，但究竟要讲立什么义，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任意八卦的思想和观点吗？一个孩子一旦入了这个道，那他就会陷入空白状态，觉得自己是个草包，是个废物，是个穷光蛋，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故事，于是就使劲地“挤牙膏”，差不多都快把脑子挤干净了，也没有能够挤出几行字，因为他脑子里就没有那些东西。我们讲这些观念传达给他、辅导给他了，还要把许多我们看来能够完美的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印发给他。在师生情这样的作文的里头写下雨，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回家，就给老师送雨伞。小孩送雨伞也不知送了多少把了，成千上万把雨伞都给中国的小孩送掉了；捡钱包，上回捡了是一个中国人的，下回捡了一个是外国人的；不停地搀老人过马路，今天搀一个老头，明天搀一个老太太，中国的马路上总有老人在过马路，总有一个带红领巾的小孩搀着老人过马路，这就是我们的作文经常呈现的一个景观。说起来中国的小孩有一点不幸，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你身边流动不息的事件丢失了，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来说说历史的一些教训，中国中小学所特有的作文观是有特有的历史语境的。五六十年的作家在思想上失去了自由，他们被一些带有行政性的政治观念框住了自己的大脑和心里。他们迷失了，如同得了遗忘症，从前那些富达的人生经验，精彩绝伦的故事，统统被淹没了，就剩下一些干巴巴的观念。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渐渐使他们忘却了自己，忘却了自己宝贵的至高无上的经验，只剩下一些教条。然后根据这些教条去进行人工性很强的故事编制。我曾在一个小作家的学习班上对那些孩子们讲要想写好作文，甚至想当作家，就得万分的小心，得牢牢记住那些作家的教训，你们才十几岁，十几岁好光景，你要有警觉，要保持住自己高贵的天性，新鲜的感觉，潇洒活泼的思想。我说如果人家提着一个什么高贵的境界硬要你进入，硬要你背弃自己的生活要怎么办？凭你现在的地位，你可能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可是你一旦入了那个道，你的作文就要完蛋。你甚至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写出好文章了。那么你就得学一点狡猾，学一些小聪明，你要认真的对付人家，但同时要在心里不停地盯着自己“文章不是这么写得，文章不是这么写得”，你只好委屈一下自己，说你不扣题，你就把题目在文章里多出现几次，说你主题不明确、不深刻，你就在结尾的时候专门来一小段点题的文字，把那个所谓的高度打上去。这是损招，只有在人家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可以用。对付荒诞，记住保持住自己那份纯真的品质和那份上帝赐予你的神圣而优美的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中小学作文教学许多观念后面的历史背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不是小学老师的责任，不是中学老师的责任，因为我们都在这个语境里头，在潜移默化里我们接受了一些很不可靠的观念。我在做讲座时，会反复地给学生讲一个放羊的孩子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巴西人，在全球发行一千七百万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西班牙草原上有一个放羊的孩子，他在一座教堂的一颗大树下连续做了两个相同的梦。梦见自己从西班牙草原出发，越过大海，来到了非洲荒原，他在一座非洲金字塔的下面发现了一大叠财宝。于是这个小孩决定赶着他的羊群去寻找那笔财宝，那一天他出发了，走过西班牙草原，越过大海，来到了非洲荒原，找到了那座金字塔，然后开始挖这叠财宝。可是挖了一个很大的坑都没有发现。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几个坏蛋，他们就问这个小孩在干什么，这个小孩拒绝回答。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孩子揍了一顿，然后把他扔到了坑里。当他们得知这个小家伙竟然是为了两个相同的梦从遥远的西班牙草原来到荒原的时候，不禁哈哈大笑，然后扬长而去。其中有一个坏蛋走了几十步又重新走回来，站在坑边望着坑里的孩子，对他讲：“孩子我告诉你，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最愚蠢的孩子，你知道么？就在你挖坑的这个地方，两个月前我也做过两个相同的梦。我梦见我从你挖坑的这个地方出发，走过非洲荒原，越过大海，来到了西班牙草原，我在一座教堂的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大堆财宝，可是我还没有愚蠢到为了这么两个相同的梦去做这样一件蠢事。”过了一会，这个小家伙跪在坑底，仰望苍天，天意啊。他从坑底爬到了坑上，重返了西班牙草原，在他出发的那座教堂的那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大堆财宝。这是一个具有寓言性质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财富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我每到学校给孩子们讲作文一定把这句话告诉他们，可是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相当数量的作家写到最后也没有回到自身，因为他被那些教条捆绑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搞创作的，写了一辈子作品，从来就没有一篇作品是写到他自身的，从来没有一篇是利用他个人经验的。他出生在四川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经常跟我讲他们家有一座山，山上长满了桔子。那一年，我和他一起出差，就在一个酒店住着，那个时候正在放一个电视剧叫《橘子红了》。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写他们家的桔园，我没有看到他的任何一篇文章，哪怕用一个字写一下他们家的桔园，就是连一棵桔子树他都没有写过，更不要说是写一棵桔子树了。他个人本身就是文章，就是小说。他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后来他没有钱了，但是少爷的架子没有一刻倒下来。比如说吃饭，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开会，当地的人就会招待我们，一桌子好菜，我小时候很穷，穷的人吃相不好。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家来亲戚的时候，我妈妈坐在那个地方做的一件事情就拿眼睛盯着我。因为不盯着我，我一筷子下去，那一盘小炒肉一半就到我碗里来了。至今我吃饭的吃相也不是很好。一桌子菜，坐下了就充满激情开始吃了。可是我的这位朋友，不是这样，人家是少爷，不着急，先把腿翘上，把筷子放在那个地方。下面的一个动作就是掏他的烟，烟从来不放在外面的口袋里，是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来。假如说一盒还没有打开的烟，人家揭开那个烟的封口是非常细致的。很多人抽烟就这么三下两下就把口撕开了。他是打开一个小口，用长长的直角把那个口踢开，然后就用手在那个没有打开的地方，用个手弹它，弹打弹打，然后有一支烟就从那个口上就像一棵青草一样的，慢慢地长出来。然后他用手夹住，不用打火机，他认为抽烟的人用打火机是很可笑的很傻的，他用火柴点亮，开始抽烟。这个期间，我就有可能发一声感叹：哇今天这个菜真好吃。他就会把头扭过来，不屑一顾地看我一眼，说：“曹文轩，你吃过什么好吃的？”他抽烟借的是人家的钱，可是这个朋友就从来没有把一支烟完全抽完，抽完三分之一多一点点他就把烟掐掉了，这个时候把筷子拿起来，就像那个麻雀的嘴，一点点开，然后看着眼前一盘炒肉丝，用筷子夹住，把嘴巴大大的张开，把舌头长长地吐出，来迎接这个肉丝。然后尝了尝，把筷子放在一边，说这个肉不新鲜。我们吃下去的人就很难受就劝他说：“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要做判断行不行？你那个新鲜的程度也太难保证了吧，什么叫新鲜，难道要把一头猪给你赶来看一看，再去杀掉，然后再来给你炒一盘肉丝吃么？”就这个人，好几年前脑血栓了，结果医院误诊，在寒冷的冬夜在走廊里冻了一夜，多日高烧不退成了植物人，他年轻的妻子一直伺候了他三年，后来还是离开了这个世间。我觉得最大的遗憾，也是我们这些朋友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把一生宝贵的财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没有供我们享受。他个人的经验是多么的丰富，如果他把这些经验通过文字表述出来，供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享受。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也是我们一辈子的遗憾。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学生他也不会使用他个人的经验，我们把那些立意告诉他，把那些深刻的思想告诉他，然后他就根据这些东西在编，而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无法进入他的写作状况，这大概是我们作文写作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我在下面给孩子们做讲座时，总是采取以身说法的方法给他们讲。我告诉孩子们，我的书里头的许多构思，其实就是我在他们这么大的时候看到的、听到的、知道的、亲身经历的。《草房子》从出版到今天大概创造了中国的一个奇迹，现在已经是300次印刷，在这个时间段里还没有第二部小说有三百次印刷的记录。我告诉孩子们《草房子》那里头写的也不过是我小时候的那些事。还有一本书叫《青铜葵花》，从出版到今天也已经是170次印刷，而且现在正在超过草房子。这部小说大概是中国小说里头翻译成其他语种最多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在有德文版、英文版、韩文版、两个法文版、意大利文版等等。我告诉那些孩子们《青铜葵花》也是我小时候知道的故事，《青铜葵花》里头的奶奶就是以我的祖母为原型写的。2014年4月23号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有一个大型晚会叫“2013好生活”，它一共表彰了25本书。那25本书里面只有一套书，是专门为孩子写的，这是我的长篇小说之一《丁丁当当》。这7本书在发表后的几年时间里面得奖无数。十多天前，来自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消息，国际读书联盟将我写的长篇小说系列《丁丁当当》评为全球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此之前，我们中国还没有拿过这个奖。可是我告诉孩子们，说：“你们知道么？这个小说写的是一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发现他是个傻子。他爸爸妈妈就想多少年后他们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这个傻子怎么办。于是爸爸妈妈就决定再生一个孩子，让这个傻子的弟弟或者妹妹来管着他。可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再次降临到这个家庭的头上，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个傻子。这两个傻子看上去像两个人，可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合用的是一个灵魂。后来这两个傻子走散了，那么这7本书写的就是傻子哥哥丁丁寻找傻子弟弟当当，傻子弟弟当当寻找傻子哥哥丁丁的感人故事。这两个傻子走遍了千山万水，他们用他们的纯真，用他们的善良，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正常人。去年10月份，在上海国际书展有《丁丁当当》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书现在已经被以色列的一个出版社购买了，他们将以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同时出版。那个老总那一天本该来，可是因为有特殊的事情就没有赶到中国来，但是他寄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有一段讲话让当场所有的人为之动容。他说我们和阿拉伯人原来都是亲兄弟，但是我们这两个傻子走散了，我们现在正在苦苦的寻找，总有一天我们是找得到对方的。我至今还记得，在听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非常安静。可是就是这个小说讲的也不过是我小时候知道的事，我们村里有户人家一年生了两个男孩，都是傻子，这两个傻子相依为命，走完了他们的一生。许多年前我就想把它写到小说里头来，现在我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八九岁、十几岁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按理说写作文的材料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是为什么在写作文的时候还是觉得无话可说、无事可讲，原因究竟何在？

第三个观点，素描心态，就是指绘画里头的素描。在一个孩子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个劲的鼓动他们光想着去创造，去创新。在初学写作的这个阶段，模仿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这个词有深切的体会，模仿不是抄写。就我小时候写作文的体会来讲，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会模仿的，我小时候的作文都还保留着，现在回头去看，我模仿了哪一篇东西我都知道，那个痕迹很清晰。假如我小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写了《草房子》，我肯定会把草房子里头的大段的风景描写抄到本子里来，不要以为这样没有用，过去的一些老办法还是有一定用处的。一件事情坚持了那么多年，总是有他的道理的，当然我没有去抄袭他，只是模仿他，抄袭和模仿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写作的道理与学画的道理是一样的，学画要从素描开始，你不可能一出手就是名画，这是不可能的，必须从素描开始，甚至要一直强调。就算你画的已经是名画了，你的画已经价值连城了，仍然还得有一个素描心态。

作者：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作家）